该不该多测一项？主管必修的肿瘤标志物与影像检查取舍课

松猜今年52岁，在泰国罗勇府（Rayong）阿玛塔工业城经营一家给日系车企做零部件代工的中小企业，员工六十多人。上个月，一起打了十几年高尔夫球的球友，在例行体检的加项里多做了一次肠镜，结果查出早期结肠癌，手术后预后良好。这件事在松猜的球队里炸开了锅——大家开始互相发消息问：“你的体检套餐里有没有查肿瘤标志物？要不要加做超声？”

松猜翻出去年公司给他订的体检报告，发现套餐里只有基础的甲胎蛋白（AFP）和胸部X光，没有癌胚抗原（CEA）、CA19-9这些听起来更“高阶”的项目，也没有腹部超声以外的影像检查。他心里开始不踏实：是不是该把整套肿瘤标志物都加上？是不是每年都该做一次全身影像扫描才安心？但他也隐约记得，去年公司财务总监提过，体检加项里的高阶影像项目一次要上万泰铢，如果六十多个管理层都照做，是一笔不小的预算。

松猜的犹豫，其实是每个过了四十五岁、开始正视健康的主管都会卡住的地方：多做一项检查，到底是“多一层保障”，还是“多一份不必要的焦虑和开销”？这一讲，就是要帮他，也帮你，建立一套判断框架。

为什么

会有这种犹豫，是因为大多数人对“筛查”有个直觉：查得越多、查得越细，就越安全。但公共卫生学界早在1968年就对这个直觉提出了系统性的反驳。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委托两位学者威尔逊（James M. G. Wilson）和荣格纳（Gunnar Jungner）撰写的报告，提出了后来被称为“Wilson-Jungner筛查准则”的十项标准，明确指出：不是每一种疾病都值得筛查，筛查要成立，必须同时满足“疾病本身足够严重”“有可检出的无症状前期”“有有效的后续治疗手段”，而且最关键的一条——“筛查带来的整体收益，必须大于它造成的伤害”。

这条“收益要大于伤害”，讲的正是松猜没想到的另一面：肿瘤标志物和影像检查本身也有成本。达特茅斯学院医学院教授威尔奇（H. Gilbert Welch）长期研究“过度诊断”（overdiagnosis），他指出，很多肿瘤标志物拿去给健康人做，会出现“假阳性”——数值异常但其实没有癌症，却因此被拉进一连串更具侵入性的追加检查、活检，甚至不必要的手术，承受真实的身体风险和心理压力。美国的前列腺特异抗原（PSA）筛查争议就是最典型的案例：因为PSA太容易被良性前列腺增生、炎症等因素拉高，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（USPSTF）多年来反复调整建议，就是在“早期揪出癌症”和“过度治疗健康人”之间找平衡。换句话说，多做一项检查不是免费的保险，而是有真实成本的决策——这正是主管最熟悉的“成本效益分析”逻辑，只是这次评估的对象是自己的身体。